经天纬地地图（经天纬地：中国古代地图博览）
(相关资料图)
■ 台北故宫藏明万历《北京宫殿图》（约1596年）。都城是一个王朝的政治中心和权力中枢，宫殿、衙署又是君权和中央权力的象征，因此都城图在中国古代城市图中占的比重很大，元明以来的都城图都具有通过夸大的宫殿比例来表现皇权至高无上的特征。
经天纬地
中国古代地图博览
撰文、供图/席会东
经天纬地
中国古代地图反映了历代中国的大地观测、疆域开拓、政区划分、江河治理、用兵作战、城市营建、交通开辟等历史实践，是中国历史的时空缩影，具有文字不可替代的直观性和形象性。而中国古代地图的测量方式、绘制技法、方位视角、符号体系所具有的鲜明东方文化特征，又是中华民族的宇宙观、文化传统和社会制度的独特反映。且让古地图引领我们穿越历史的尘烟，进入奇妙的时空隧道，领略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历史变迁。
■ 台北故宫藏明洪武《南京至甘肃驿铺图》（1398年）甘肃静宁至兰州段。
我们正在逐步进入一个以图像和影像资料来获取信息的“读图时代”，而中国古代地图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内容丰富、类型多样、画法独特，作为中华民族的智慧结晶和中华文化的珍贵遗产更是值得我们细细研读。它们既是中国历代王朝管理疆域、划分政区、治理河道、用兵作战、营建城市、巡游出行的重要依据，也是历代学者士子通经明史、著书立说、传承学术的有效手段，还是商贾经商旅行的参考工具。
按照绘制内容的不同，中国古代地图分为疆域政区图、河渠图、军事图、城市图、交通图以及天文图、风景图等类型；按照载体和装帧的不同，又可分为木板图、帛本图、绢本图、纸本图、碑刻图、绘本图和刻本图、单幅图和图册等形式。
历代政府、文人学者是中国古代地图的主要编绘者，其内容类型与历代王朝的施政重点和文书制度有着密切的关联；绘制时，多采用传统形象画法，辅之以大量文字注记、题跋和图说，具有图文并茂的特征。
■ 西安碑林博物馆藏宋《华夷图》（1136年）拓片。
宋代以前的地图主要以墓室壁画、出土图版、石刻图碑的形式传世，宋元地图则主要以刻本插图和石刻图碑的形式流传，明清以来绘本地图大量传世。现存价值最高的明清绘本地图主要保存在清代的内阁大库、内务府造办处舆图房、军机处等机构之中。清朝覆亡后，明清精华舆图被故宫博物院文献馆和北平图书馆所继承，但也有不少古地图在王朝更迭之际流散到民间或是海外。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包含大量古地图在内的北平文物先后因抗战南迁，其后又因内战而分藏两岸，经历了战火的洗礼与考验。时至今日，明清绘本地图主要保存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国家图书馆和台北“故宫”图书文献处，它们共同经历了中国近现代文物的颠沛流离，见证了近代中国历史的沧桑巨变。
中国古代地图不但是中华民族的智慧结晶，而且还是中外地图文化交流的硕果。中国古代地图的影响和存贮都并不局限于中国，一部中国古代地图流传史就是一部中外文化交流史，对中国古代地图的研究也具有超越中国本身的世界意义。中国文化在对外交流方面的态势是西入东传，地图文化也是如此。一方面，从唐代开始中国地图大量传入朝鲜半岛、日本和越南，推动了汉字文化圈内的朝鲜、日本和越南等国地图的发展，构成了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地图文化圈”，共同反映了东亚的世界观和地理观。另一方面，蒙元时期伊斯兰地图经由波斯和阿拉伯人传入中国，使中国地图对天下的描绘超越亚洲涵盖亚欧非三大洲，促成了明代“混一图”系列天下图的编绘。从明代中后期开始，随着欧洲的地理大发现和在世界范围内的殖民扩张，欧美各国的传教士、使者、学者先后来华，推动了东西方地图的双向交流。意大利、法国等国的耶稣会士将西方近代地图、地理知识和测绘方法传入中国，推动了《坤舆万国全图》、《皇舆全览图》等一系列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地图的编绘，而意大利耶稣会士卫匡国和法国地理学家唐维尔在中国地图基础上，分别编绘《中国新图志》和《中国地图集》，促进了中国乃至东亚地理知识和地图编纂体例在欧洲的传播。
■ 西汉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长沙国南部地形图》（公元前181～168年）。
体国经野：古代疆域政区图
疆域政区图是描绘一个国家疆域政区范围内自然和人文地理状况的地图，在中国古代统称为“舆地图”。由于中国疆域广阔，政区复杂，迟至唐代就建立起了完善的政区图造送制度，以便中央政府及时掌握全国疆域政区的最新情况。疆域政区图既是一个王朝疆域的象征，也是王朝中央和地方施政所依据的重要资料。因此，疆域政区图也就成为数量最多、类型最丰富的中国古代地图。按照表现内容和对象的不同，可以分为天下图、全国总图、郡国图、省图、府州图、县图等。
疆域政区图的发展与演变，与中国疆域政区的变迁息息相关。如何有效地管理自己的疆域是一个国家面临的首要问题。对于广阔的疆域进行分区和分级管理，是疆土管理最基本的手段和措施，而对于国家疆域进行分区和分级的管理方式就是行政区划。为了解国情，有效地管理王朝的疆域和政区，历代政府都较为重视疆域政区图的绘制和运用，并逐渐建立起完善的疆域政区图的绘制和存贮制度。宋代之前的文献主要靠抄绘传播，而地图的制作和抄绘较文字文献更为困难，再加上年代久远和战争造成的图籍损毁，致使疆域政区地图流传甚少。
■ 北京博物馆藏清乾隆铜版《乾隆内府舆图》（1761年），系对全境进行实地测绘后，采用西方近代三角测量法和经纬投影技术绘制，书写了世界测绘史和地图史上辉煌的一页。
战国至秦汉时期的地图主要是地下出土的木刻和帛绘局部图，以《秦国邽县图》和《长沙国南部地形图》为代表。西晋时期的司空裴秀曾按照“制图六体”绘制了《禹贡地域图》和《地形方丈图》，唐朝官员李吉甫和贾耽曾分别绘制过《十道图》和《古今华夷图》等大型疆域政区图，但这些地图都未能流传至今。宋代以降，因科举制度的普及、读书人通经明史的需要和边患危机的加剧推动了地图的编绘，而印刷术的普及、地理学的繁荣与教育的推广则促进了两宋地图的普及和传播，因此有不少碑刻和雕版刻印的宋代疆域政区图流传至今。宋代的疆域政区图既有重在表现两宋王朝疆域政区的《九域守令图》《禹图》《理图》《舆地图》，又有重在表现华夷观念的《华夷图》，也有《汉西域诸国图》等历史地图和表现辽、西夏等民族政权疆域的《契丹地理之图》、《西夏地形图》。蒙元王朝统一中原汉地和草原游牧地区，不再强调“华夷之辨”，“混一图”取代“华夷图”成为当时“天下”总图的主要类型。由于蒙元时期欧亚大陆交通大开，伊斯兰学者大量来华将伊斯兰地图学知识带入中国，波斯学者扎马鲁丁所制作的圆形地球仪、彩绘《天下地理总图》，与元代朱思本的《舆地图》、李泽民的《声教广被图》和清的《广轮疆理图》等在中国地图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
明初继承了蒙元时代的天下观，于洪武年间绘制涵盖亚欧非三大洲的《大明混一图》，建文年间朝鲜学者根据元明时期的中国地图及朝鲜和日本地图绘制成《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反映了15世纪东亚人的天下观。明朝中期以来的《杨子器跋舆地图》等以明朝疆域为主、较少表现域外的地图，表明明朝中期学者对域外地理知识兴趣的减退；而《广舆图》等计里画方、图文并重的大型综合地图集则大量出现，并以刻本的形式广泛流传。明朝晚期，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Matteo Ricci）编绘两个半球形式的中文世界地图《坤舆万国全图》，将欧洲近代地理知识传播到中国。同时，意大利耶稣会士卫匡国（Martino Martini）等人也在《广舆图》的基础上编绘《中国新图志》等拉丁文中国图集，改变了欧洲人的中国地理观。
■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明洪武《大明混一图》（1389年），明初继承了蒙元时代的天下观，此图涵盖了亚欧非三大洲。
清朝中前期，在逐渐完成并巩固国家统一的基础上，康熙帝、雍正帝、乾隆帝先后任用西方传教士率领中外测绘人员对全境进行实地测绘，采用西方近代三角测量法和经纬投影技术先后绘制康熙《皇舆全览图》《雍正十排图》《乾隆内府舆图》三大实测图集，在世界测绘史和地图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康雍乾三大实测地图集的绘制过程也是清王朝完成并巩固国家统一、对边疆地区实行主权管辖的历史见证。然而，三大实测地图完成后就深藏内务府造办处舆图房，或赐给少数近臣，相关的近代测绘技术和地理知识也未能在中国社会中普及。清朝中期政府官方和学者个人在绘制地图之时，仍然采用以文献考据为主要手段的绘图方式，在三大实测地图中广泛运用的经纬网和投影技术被束之高阁，而《大清一统万年地理全图》等传统舆图所代表的地理知识和绘图技术仍然是中国社会的主流。而《皇舆全览图》经由来华耶稣会士带回欧洲后，进一步改变了欧洲人的“中国地理观”，催生了法国地图学家唐维尔的《中国地图集》，并推动了欧洲国家的大地测绘，促进了欧洲近代民族国家和疆域领土观念的形成，在中欧地图交流史、世界测绘史和世界历史上都具有重要意义。
清朝晚期，中国因西方列强的入侵出现严重的边患危机。在咸丰、同治、光绪年间的历次对外交涉和划界谈判中，传统地图存在严重缺陷，在分界缔约过程中往往使用外国地图，致使中国处于不利地位甚至丧失领土。为了应对边患危机，重建官绘舆图的权威，清廷开始再度翻译西方地图、引进西方测绘技术、培养测绘人员，编绘光绪《钦定大清会典图》等近代地图，推动了西方近代测绘技术的传播和普及，并催生了专门的地图学会和出版机构，推动了中国地图的近代化。
■ 南京博物院藏明万历利玛窦《坤舆万国全图》（1608年），体现欧洲近代地理知识传播到中国所带来的影响。
河清海晏：古代河渠图
“河渠图”是描绘河流河道及其水利工程的舆图，其主要内容是描绘河道的源流与走向，并画出沿岸的山脉、湖泊、泉源等自然地理要素和各种水利工程设施、城邑、道路、驿站、关卡、名胜等人文地理要素。传统中国以农业立国，以“治水国家”而闻名于世，与之相关的河渠图源远流长、数量众多、类型多样，在历代河流治理、河政管理中起着重要作用。
河渠图在本质上是河道治理和河政运作的产物，并以反映河务、筹建河工、治理河患为主要绘图目的。根据描绘对象的不同，传统河渠图可以分为黄河图、运河图、长江图、淮河图、永定河图、钱塘江图等类型。其中，黄河和运河是最重要的自然河流和人工河流，“治河保运”事关国计民生，是历朝政府的重要施政内容，黄河图和运河图也就成为中国古代河渠图的主要组成部分。除了黄河、运河之外，钱塘江潮防治关乎江浙财税区安危，淮河事关明清黄、运河治理，长江中游治理关系明清粮仓江汉平原的丰歉，永定河事关明清京畿安全，都是明清地方政府治理的重点，均有相关地图传世，与黄河图、运河图一起构成古代河渠图的完整体系。
明清以来的河渠图主要是由负责黄河、运河治理的专职河臣或负责辖境内河道修疏的地方官僚主持绘制呈报的。制图综合、实地考察是河渠图的主要绘制方式。从其运用和功能来看，河渠图不仅是历朝政府河政决策和河工治理的重要资料，是河臣治绩的集中体现，也是传达河务信息、核销河工经费的重要依据。
■ 美国国会图书馆藏清乾隆《南河图说》之《清口运口图》（1750年），乾隆年间乾隆帝效仿康熙六次南巡阅河，此图为江南河道总督高斌所绘。
中国古代黄河图源远流长，传说大禹治河曾以河伯所赠“河图”为治河三宝之一，东汉王景治河也曾运用黄河图。现存最早的黄河图刻绘于宋代，元代诞生了黄河专题图集——《治河图略》，明朝出现了刘天和石刻《黄河图说》、潘季驯彩绘《河防一览图》以及刻本《漕河图》《金沙江图》等类型多样的河渠图，并多以石刻图碑、刻本插图的形式存在。清代前中期的皇帝把河渠治理作为施政重心，河渠图的绘制和运用非常普遍，单幅绘本河渠图和河渠图集大量出现，构成存世河渠图的主体。
清代康熙帝极其重视黄河的治理，命靳辅、于成龙、张鹏翮等河督分别绘制《黄河图》《运河图》《江南黄河图》《黄河全图》《运河全图》等大型精美河图，奠定了清代河渠图的基础，并使得绘图、读图、用图成为清朝的“祖宗之法”。雍正年间，黄河河患中心转移到河南段，导致河政管理制度的变革，引发了河渠图类型与绘制内容的变化，表现河南山东段黄河的地图开始出现。乾隆年间，乾隆帝效法康熙六次南巡阅河，江南河道总督高斌、高晋等人先后绘制《南河图说》《黄运湖河全图》等江南河道总督所管辖的黄河、运河工程图集，而河东河道总督张师载等人也绘制《豫东黄河全图》描绘河南山东黄河图。嘉庆、道光两朝河臣在乾隆朝河图的基础上，绘制多幅成套的黄、运河全图。咸丰五年（1855年），黄河在开封铜瓦厢决口改道北流，引发黄、运河患中心的转移和河政变革，催生了一批反映黄河改道和穿运情形的河图，并使得其后河渠图的绘制重点由江苏段转移到了河南、山东段。宣统年间，出现了专门测绘机构采用晕滃法绘制、标注图例的实测黄河图，反映了清代河渠图绘制的近代化趋势。
■ 美国国会图书馆藏清嘉庆《六省黄河埽坝河道全图》（1820年）河源至宁夏段。在“治河保运”事关国计民生的古代中国，黄河和运河是最为主要的治理对象，黄河图和运河图就成为最为重要的河流治理工具。
清代海塘图多由清代浙江巡抚、江苏巡抚、浙闽总督等地方官员绘制。现存之图集中于雍正、乾隆和光绪三朝，尤其是乾隆朝。乾隆帝六次南巡，把江浙海塘作为黄运河之外新的施政重点，江浙官员也将海塘营建作为施政重心，编绘了大量海塘图和海塘专著。按照绘制范围的不同，海塘图主要分为五种类型：一是描绘江南松江府和太仓州海塘的江南海塘图，如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乾隆《松江太仓海塘图》。二是描绘浙江钱塘江南北两岸海塘的全省海塘图，如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乾隆《浙江钱塘江水路图》、美国国会图书馆藏《浙江海塘全图》。三是描绘浙江钱塘江北岸杭州府仁和县、海宁县境内海塘的浙西海塘图，如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乾隆《仁和县海宁州塘工沙水情形图》。四是描绘浙江钱塘江南岸绍兴府、宁波府海塘的浙东海塘图，如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乾隆《宁邵海塘图》。五是描绘局部海塘工程图，如收入《南巡盛典》中的多幅海塘工程图。
由于河渠图要表现出曲折漫长的河道，往往需要绘制成规模宏大的长卷，通常采用传统山水画法来表现河道两岸的山水景观。因此，古代河渠图往往是几十米长的绢本或纸本长卷。这些长卷河图卷帙恢宏、绘制精美，有些河图还出自著名画家之手，经过清代皇帝的阅览、批示和收藏，除了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历史价值外，还往往具有较高的文物价值、艺术价值和收藏价值。
■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明万历《河防一览图》（1590年）局部。
运筹帷幄：古代军事图
军事地图是描绘特定地理范围内地形地势、兵力部署、防御工事、交通路线，以及与军事相关的山川、海岸、岛屿、城池等地理要素的舆图。军事图的产生、发展与古代战争形式的发展变化密切相关，是古老的地图类型之一。
中国古代军事图分为主要描绘陆上边防形势和兵力部署的“边防图”，主要描绘海岸边防形势和军力部署的海防图，以及主要描绘长江、淮河等大河防御形势的“江防图”和“河防图”。
春秋至秦汉时期是古代军事图的萌芽时期。春秋时期的文献《管子·地图》论述了地图与军事行动及山川、地形、关隘、城池、地利之间的关系。秦汉以来的历次战争中，军事地图都得到了充分的运用。现存最早的军事图是湖南马王堆汉墓中出土的表现汉初长沙国对南越国布防形势的《驻军图》。
两宋时期是中国军事地图的发展时期。两宋先后与辽、金、西夏等民族政权并立，面临严重的边患危机，两宋政府和文武官员编绘了大量的军事地图，而印刷术的普及又推动了两宋地图的普及和传播。宋代的军事图既有描绘宋辽、宋夏陆上边防形势的“对境图”，还有描绘南宋对金沿长江防御部署的《沿江大阃所部图》，这些舆图多以刻本插图或是石刻图碑的形式传世。
■ 辽宁省博物馆藏明嘉靖《九边图》（1564年）。明朝面临“北虏南倭”的威胁，为防御蒙古人，明朝在北方修建长城边墙，并沿长城设置九边重镇，由此出现了大量描绘边防的《九边图》。
明至清前中期是中国古代军事地图的成熟和繁荣期。明朝面临“北虏南倭”的威胁：雄踞大漠南北的鞑靼和瓦剌蒙古部族威胁京师北京，成为明朝的心腹之患，为防御蒙古人，明朝在北方修建长城边墙，并沿长城设置九边重镇，屯驻大量兵力，明朝政府、官员和学者编绘大量以《九边图》为代表的边防图；在东南沿海，明王朝面临着倭寇和海盗的严重威胁，在加强海防、肃清倭寇的军事行动中，明朝官民绘制了以郑若曾《万里海防图》为代表的海防图和《江防海防图》为代表的江防图。流传至今的明代北方边防图籍和东南海防图籍多达数百种，是重要的古代地图文化遗产。清朝前中期开疆拓土，对西北新疆、西南苗疆、东南台湾等边疆民族地区大规模用兵，在继承明朝北方边防图和东南海防图的基础上，增绘反映满族龙兴之地的《柳条边图》，进一步拓宽了古代军事图的绘制范围。
清朝晚期是古代军事地图向近代地图的转型期。道光年间以来，清朝开始面临内忧外患，外有东南沿海西方列强的多次入侵，内有南方的天平天国起义、西北地区的回民起义。在历次战争中，清朝政府编绘了大量的军事图。除了传统海防图外，表现浙江、福建、广东、台湾等省的“炮台图”成为晚清时期海防图的主要类型。在平定太平天国运动的过程中，清朝加强长江防御，兴建长江水师，绘制《长江图册》；在平定北方捻军的过程中，山西官员加强黄河防务，绘制表现黄河防御情形的《大河两岸南北地舆图》等内河防御军事图。总体来看，清代适应近代战争形式和军事战略的近代军事图在不断增多。
■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清刻南宋《景定建康志》之《沿江大阃所部图》（1261年），图中描绘了南宋对金沿长江防御部署的情景。
营国经城：古代城市图
城市图是描绘城市地理环境、形态布局和结构功能的地图。中国古代城市主要是各级地方行政区划治所和区域统治的中心，除了其政治、军事、经济实用功能外，还是王朝和政府权力的象征。古代中央和地方政府规划建筑城池时，往往绘制城池规划图，而编绘区域方志时，也往往将各级治所的城市图绘入其中。古代城市图的类型、特征与中国古代城市的发展演变、形态功能有着密切的关联。
按照城市图所表现对象的不同，中国古代城市图可以分为“都城图”和各级地方政区治所“城池图”两类；按照地图用途的不同，古代城市图可以分为城市规划图、城市驻防形势图和城市平面布局导览图。从其绘制方法来看，古代城市图大都采用平立面结合的形象绘法，往往刻意放大宫殿、衙署等权力机构，西晋裴秀的“制图六体”和北宋沈括的“七法”等相对精确的绘制技术，并未在城市图的绘制中得到广泛运用，表明古代城市图重在实用，并表达权力秩序或凸显地方官员政绩。
■ 台北故宫藏明万历《北京宫殿图》（约1596年）。
都城是一个王朝的政治中心和权力中枢，宫殿、衙署又是君权和中央权力的象征，其布局充分体现着历代王朝的政治制度和运转机制，都城图在中国古代城市图中占据很大比重。唐宋时期的都城图重在表现宫殿衙署布局，不少是描绘前朝都城宫殿、古迹的历史地图，如北宋吕大防等人编绘的《长安城图》。元明以来的都城图大多都继承了唐宋都城图重在描绘宫殿衙署的特征，无论是明代官绘本的《北京宫殿图》还是民绘本的《北京城宫殿之图》都以北京城的宫殿、衙署、坛庙、城垣为主要描绘对象，通过夸大宫殿的比例和绘制祥云来表现皇权的至高无上。到了清代，都城图的绘制开始向着更加成熟和准确的方向发展。清康熙初年绘制的《盛京城阙图》，通过绘制盛京城市布局和宫殿建筑形象，揭示出清朝以八旗制度为核心的军政体制，而康熙年间实测绘成的《皇城宫殿衙署图》和乾隆年间实测绘制的《京城全图》都运用西方近代测绘方法，详尽而准确地反映了北京城的宫殿形制，代表了我国古代城市图绘制的最高成就。
传世的中国地方城市图的发展则可以分为几个阶段。
■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乾隆《京城全图》（1750年），运用了西方近代测绘方法，详尽而准确地反映了北京城的宫殿形制，代表了我国古代城市图绘制的最高成就。
汉至唐是古代地方城市图的萌芽阶段。现存汉唐时期的地方城市图主要以出土木板图、墓室壁画的形式存在，而其功能主要表现墓主人生前的生活场景和生平功绩，而非用于城市规划建筑。就其内容而言，地方城市图往往重在表现城市平面布局和重要建筑，地图要素和地理要素比较简单，仅仅具有示意性。
宋元是古代地方城市图的发展繁荣阶段。宋代出现“城市革命”，城市经济繁荣，各地展开城市兴筑热潮。宋代形成科举社会，以文官治天下，地方筑城，往往向宋廷奏报城图。宋代地方城市图多是地方官员主持绘制的公牍附图，现存之图往往是石刻图碑或是志书插图，代表舆图有《平江图》《静江城图》图碑。从内容上看，宋代的城市图内容丰富，地理要素和地图要素繁多，较汉唐时期的示意性城市图要复杂得多。从其功能来看，宋代城市图不但在地方城池规划营建和经费核销中起着重要作用，而且也是彰显地方官员政绩、辅助地方城市管理的工具。
■ 内蒙古博物院藏和林格尔县出土东汉《宁城图》（约195年）。汉唐是古代地方城市图的萌芽时期，主要以木板图、墓室壁画的形式存在，其功能为表现墓主人生活场景和生平功绩，而非用于城市规划建设，因而往往地图要素和地理要素简单，仅具有示意性。
明至清代中期是地方城市图的成熟阶段。随着传统城市的发展繁荣和地图绘制技术的进步以及保存状况的改善，明至清中期的地方城市图呈现出多样化和专题化的趋势，其绘制技术也更趋于成熟。随着明清方志的发展和普及，大量地方城市图以方志插图的形式保留下来，还出现了单幅彩绘本城市图，直观表现了明清城市规划理论和城市修建过程。
清后期是地方城市图的专门化、多样化和近代化转型期。清朝晚期西方列强在中国开埠城市、设定租界，将西方城市规划理念和管理模式传入中国，也对城市图提出了新的要求。随着近代城市形态和功能变得复杂，清朝政府引进西方测绘技术，推动城市地图不断走向多样化、专门化和近代化，清晚期出现了具有特殊目的和专门功能的城市图。在新法绘制的城市图大量出现的同时，光绪年间还出现了一些采用传统鸟瞰画法绘制的城市图，或是杂糅经纬网和计里画方绘制手段的城市图，反映了传统城市图在受到冲击下的复归和调适。到光绪晚期和宣统年间，随着近代测绘制图技术的全面引入、各地测绘学堂的建立和测绘人才的培养，绘制经纬网的实测城市图取代传统城市舆图的主导地位，中国地方城市地图开始在整体上实现了近代化。
■ 苏州碑刻博物馆藏南宋《平江图》（1229年）拓片。宋代出现“城市革命”，城市展开兴筑热潮，古代地方城市图的发展随之进入繁荣时期，图中内容较汉唐时期更为复杂和丰富，并承担起规划营建的功能，《平江图》为该时期的代表之作。
经途洞达：古代交通图
交通图是描绘交通路线、道路设施及其管理运行的地图，现存的古代交通图多为明清两朝所绘。古代交通图主要是在皇帝巡游、开辟驿路、运输漕粮物资、出使赐封以及民众行商旅行的背景下绘制的。中国疆域广阔，为了有效维护国家统一、传达政令、推动经济发展，历代王朝都重视水陆交通建设，创建了全国性的陆路驿站体系、连通欧亚大陆的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沟通中国南北的京杭大运河。在规划巡游路线、开辟水陆交通、完善交通管理的实践中，历代政府官员与商旅绘制有不少交通图。按照描绘对象的不同，可以分为陆路驿程图、航海图和内河航运图等类型。
驿程图主要是描绘陆路交通路线及沿线驿站、台站、驿铺、尖店等交通设施的地图。全国性驿路、中原地区的崤函古道、西北地区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关中经汉中通往巴蜀地区的蜀道等陆路，是古代陆路交通图的重点描绘对象。按照绘制主体的不同，古代陆路驿程图可分为官绘本和民绘本。从载体形式来看，古代陆路交通图有刻本和绘本等多种形式，其中大型彩绘卷轴最为常见。现存具代表性的明代交通图主要有描绘明初全国性交通驿站的官绘本《南京至甘肃驿铺图》、表现明代陆上丝绸之路的《西域土地人物图》、反映明代中后期全国商路的民绘本《一统路程图》，具代表性的清代交通图主要有描绘乾隆帝南巡的《安澜园至杭州行宫道里图说》、表现嘉庆帝东巡东北的《圣驾回銮行宫图》、描绘清中期蜀道的《陕境蜀道图》、表现晚清西北和西南交通的《喀什噶尔至甘州台站图》和《四川打箭炉至前后藏路程图》等。随着晚清铁路和邮政系统的建立，表现铁路交通和邮政网络的地图应运而生，反映了古代交通方式的近代化。
■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清光绪《四川打箭炉至前后藏路程图》（1901年）打箭炉至川西段，描绘了晚清时期西南交通的状况。
航海图是描绘航海路线、航向坐标、导航地物的地图，分为航海图和海运图两种类型。两宋史籍中开始出现有关航海图的明确记载，如刘豫曾向金熙宗进献海道图。明清两朝在出使封贡、海运漕粮的过程中，绘制有以点线、岛屿和航船到发港为主要内容的越洋航路图，如反映郑和航海的《郑和航海图》，描绘东西洋航路的民绘本《大明疆理分野东西洋图》以及刻本《西南洋各番针路方向图》、《东洋南洋海道图》等；以海运路线为主要内容的“海运图”，如嘉靖《广舆图》中的海运图，崇祯《皇明职方图》中的《海运图》，道光《海运全图》等；以琉球封贡路线为主要内容的《封舟出洋顺风针路图》等，直观表现了明清两朝的航海、海运、封贡和海贸。
中国河湖众多，内河航运历史源远流长。元明清各朝都重视发展京杭运河和长江航运，将南方经济重心的漕粮物资运送到政治中心京师北京，以维护国家的统一和繁荣。清代康熙帝和乾隆帝六次南巡，阅示黄运河工和江南海塘，留下了大量巡游路线图和行宫分布图。清朝中期，乾隆帝命云贵、四川官员对长江上游的金沙江段进行测绘，开拓金沙江航道，云贵和四川官员对金沙江上游两岸航路进行测绘，绘制《金沙江上下两游全图》。乾隆、嘉庆年间，地方官员绘制反映武昌至海口段长江航道的《长江航运图》。这些交通图不仅描绘了古代的京杭运河和长江航运，还表现了中国古代的地缘结构，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还因其巨幅长卷装帧和形象绘法而具有较高的文物价值和艺术价值。
■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清乾隆《封舟出洋顺风针路图》（1756年），描绘清代的琉球封贡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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