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的定义(国家标准儿童年龄段)
(相关资料图)
今天继续读鲁道夫·谢弗的《儿童心理学》,继续关注鲁道夫提出的一个问题:
到底什么是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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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篇文章《当了父母这么久,你有没有想过:什么是儿童?》我们从历史的视角阐述了,儿童长期以来被作为微型的成人或成人的附属品,拥有独立的权利只是很短时间的事。
但到底我们希望儿童是什么,真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
你投胎于不同历史时期,便成为不同的儿童。
同样,你投胎于不同的文化环境,也将成为不同的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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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不同价值体系的社会,都有各自“正确”的育儿方式。
一位西方母亲,孩子坐在她的膝盖上,俩人关系密切,母亲通过拥抱、微笑、摇动、唱歌和谈话来进行充满感情的交流。
而居住于巴布新几内亚卡鲁里的母亲,与孩子交流的方式截然不同。
在那里,婴儿不是一对一交流的对象,母子之间不会长时间对视。
母亲很少主动和孩子们谈话,多数由年纪大一些的孩子和婴儿说话,母亲则大声代为回答。这样便使婴儿人生之初便处于一对多的交流环境中。
当母亲抱着孩子时,会让他面朝外,以便孩子可以看到所处的社会群体,同时也能被他人看到。
这样,孩子很小便知道自己是社会群体的一员,意识到社会群体作为一个整体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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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尼亚的盖斯人,母亲对婴儿所作的一切是为了让他们安静下来,而非兴奋。
他们一样一对一的交流很少,母亲常常对婴儿发出的响声不予理睬。
但他们很注重和婴儿间的身体接触,对啼泣的婴儿,母亲会拥抱、摇动他们,甚至睡着时也如此,当然这一切都是为了避免孩子兴奋。
在西方,很注重游戏对于儿童的意义,但低收入的墨西哥家庭并非如此,他们认为游戏没什么意义,对儿童的发展毫无用处,所以,他们会觉得跟自己的孩子一起玩是件很怪异和尴尬的事。
墨西哥母亲认为,生活是严肃的,游戏是一种奢侈,孩子们越早认识到这点越好。
世界上的文化体系,可以最基本区分为个人主义文化和集体主义文化。
鲁道夫说:在个人主义文化体系中,儿童从小就被教育要自立,在社会中要自信,并努力实现自我目标。
集体主义文化体系强调相互之间的依赖关系,儿童被要求学会忠诚、信任、合作,社会意志高于个人目标,社会化的目的在于培养服从、尽义务和集体归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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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道夫以日本母亲为例,来表达种族文化的巨大差异。
西方母亲认为孩子有高度依赖性,需要在成长过程中获得独立。日本母亲截然相反,新生儿被看作独立分离的存在,母亲的责任是要孩子培养成依赖于社会其他成员而存在的一员。
所以日本母亲和孩子的身体接触比西方母亲要多得多。
比如整个学前期日本儿童会和父母同睡,因此,西方将日本家庭称为“肌肤关系”。
比如在儿童阶段早期,母亲对他们要求极少,通常会纵容和溺爱,表现出很强的母亲和孩子的感情联系。
在亲子游戏方面也是如此。
西方母亲利用玩具让儿童注意它们的特征和功能,鼓励孩子观察世界。
日本母亲则将自己置身于游戏当中,强调联系母亲和儿童的规则。
比如同样玩汽车玩具,西方母亲会说:“这是汽车,看到了吗?喜欢吗?汽车有漂亮的轮子。”
日本母亲则会说:“过来,这是汽车,我把汽车给你,你再把它给我,谢谢。”
西方母亲的目的在于使儿童将注意力集中于玩具上,日本母亲则希望儿童注意力集中于人际交流。
当然,二者无法绝对区分,美国尤其注重独立性和个人主义,但也包含集体主义教育;日本也并非完全没有个人主义的独立性教育。二者只是程度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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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国家的儿童同样处于幼儿园时,文明差异表现得十分明显。
托宾、吴和戴维森对美国、日本和中国的幼儿园作了比较,清晰发现,美国和中国几乎代表了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两种文化的极端,日本则处于二者之间。
中国幼儿园,孩子几乎所有的活动都是集体进行的。例如游戏是学习与他人做事的机会,而不是像美国那样基本被看作个人的活动。统一行动和个人服从集体是中国儿童从小接受的教育。
美国的幼儿教师看到中国幼儿园录像时,往往感叹中国幼儿园对儿童独立性的忽略;中国幼儿园教师看到美国幼儿园情形时,会哀叹那里培养的是一种自私的行为,会导致随之而来的孤独感。
而每一组教师都坚信自己的方式是正确的。
文化习俗影响社会化行为,社会化行为进而影响儿童的性格发展。每个社会中,儿童所发展的不同能力,都是各自社会要求的,因而也是各自社会的父母试图培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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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道夫继续举例。
在西方,外向性格被认为是优点,害羞则被认为是社交能力差的表现。极端一点,害羞甚至被认为是心理不正常。因此害羞的儿童常常被同龄人排斥,往往会变得孤独、沮丧、自我评价低。
但东方恰恰相反,过分自信的外向会被看作具有攻击性,儿童从小被教育要克制和沉默,害羞的儿童更容易被同龄人接受,因而也比外向的儿童更可能培养出良好的自我意识。
所以,同样的性格特征在不同的文化环境中有不同的含义,这也是为什么东方的害羞儿童远多于西方。
相同的文化体系内,不同的人对儿童的认识也相差甚大。
鲁道夫说,所有的父母确实都在思考如何做父母,他们对儿童本性以及父母在儿童成长过程中起的作用,都有一些先入为主的观点,这些观点将会影响儿童的发展。
有人设计出量表来评估父母对儿童发展的观念体系,这里举一个例子。
问题:为什么儿童能编故事?
答案1:幻想是儿童天性的一部分。
答案2:老师和家长鼓励培养儿童的想象力。
答案3:想象力在儿童的游戏和对物体的思考过程中得到发展。
鲁道夫分析,第一个答案代表对儿童成熟过程的重视,认为儿童必然会发展出这种能力,因为他们天性如此。
第二个答案把责任放在成人身上,认为对待儿童的方式决定了儿童的发展。
第三个答案强调儿童自身的作用,认为儿童对相关活动的参与导致新能力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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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儿观念体系中存在着“天生”和“后天教养”两大派别的分歧。
认为儿童生来就会在不同阶段发展出不同特点,成人在此过程中作用微乎其微的人,一致选择第一个答案。这部分人认为自己的作用仅仅在于为儿童创造出能够让儿童发展出内在潜力的机会,除此之外,自己没有任何积极作用。
另一种人则认为,儿童在最初的阶段只是等待成人雕塑成形的陶土,他们会选择上述第二个答案。他们确信无论何种儿童的特征都是抚养方式和儿童经历的结果,因而在儿童发展过程中,无论成功还是失败,其原因都在于父母、老师、同伴和电视等外在因素。
当然,只有上述一种极端思想的人相对少数,多数人的观点处于中间位置。
鲁道夫用一个表格概括了父母观念体系对教养行为以及儿童性格发展的关系:
▲父母教养观念系统与父母抚养和儿童发展的关系
鲁道夫以父母离异对儿童的影响为例,来说明父母观念对孩子的成长起了巨大作用。
有一些母亲认为孩子的表现完全是大人的责任,母亲有责任保护儿童并引导他们走向成熟。这些观念会在相应的行为中表现出来,这些母亲确保儿童遵守家里的规矩,这样的母亲培养出来的儿童适应能力强、自尊心强,心理和生理问题少。
另一类母亲认为自己对所处环境无法控制,她们感到无助,因而无法保护自己的孩子使他们免受父母离异的负面影响,这样的孩子,就很难适应父母离婚后的生活。
时至今日,“何为儿童”,没有明确的答案,社会和成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文化环境和自身不同的观念体系,去定义儿童。
这其实也意味着,教育儿童很难找到标准答案,而这,正是教育的根本难题,也是如今教育界分歧不断的最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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