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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信息技术的发展不断加速，今日升级的产品或许转眼便是“电子垃圾”，昨天的网页可能即刻变成无法访问的“记忆黑洞”。信息交流的工具日益发达，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时代的历史与文化却更不易留存。有鉴于此，几位青年学者与澎湃新闻（）联合发起“记录信息史”项目，开展与信息历史相关的口述史访谈、资源收藏、网络策展、纪录片拍摄等工作。这个项目的意图在于，唤起和传播“记录信息时代历史”的理念，为后人留存易逝的史料，捕获我们这个时代独有的截面。
四通MS-2406中文打字机，清华大学科学博物馆藏，王康先生捐赠
被电子产品裹挟着成长起来的新生代可能很难想象，中文在20世纪80年代还面临着如何输入电子设备的难题。当时，为了解决汉字输入的问题，人们在各个层面提出多种解决方案，最终使中文融入现代电子设备，有惊无险地渡过了一场现代性危机。
对张自强先生的口述访谈是“记录信息史”项目的启始工作之一。张自强先生1984年毕业于天津大学计算机系，他随后全程参与了四通MS-2406中文打字机的研发，负责主机板的研发设计，获得四通集团开发一等奖。在香港四通上市后，张先生回京创办过无线通讯软件和互联网公司，后回港担任香港四通控股公司投资管理总监，现任中国节能环保集团所属中节能绿碳环保有限公司董事长。四通MS系列打字机是20世纪80中后期至90年代中国最流行的中文打字机，有力推动了中文输入输出技术的发展，它可称为中文输入的连接之“石”——有着独一无二的历史意义。
本文由澎湃新闻首发，访谈者刘年凯系清华大学科学史系博士后，清华大学科学博物馆收藏部门负责人。访谈时间为2021年8月12日，地点在清华大学蒙民伟人文楼。中山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图书馆学2019级本科生黄书悦参与了本文的整理和校对。
1991年，张自强先生参加美国拉斯维加斯COMDAX,FALL91电脑大展
刘年凯：请您先讲一讲您的成长和学习经历？
张自强：我1965年出生在兰州化学工业公司的职工医院，兰化是第一个5年计划156个苏联援建的项目中的一个重点项目，1958年建成的时候是亚洲最大的化工联合企业，现在是中石油的一个大型炼化企业。1965年5月14号，我出生那天正好是中国第二颗原子弹爆炸的日子。这颗原子弹是空投的，意味着中国具备了核攻击的能力。那天我母亲看到报纸上的毛主席语录“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就给我起名叫张自强了。
因为我在幼儿园调皮捣蛋，老闹事儿，于是我父亲在1971年春天就把我弄到小学，让老师管教，所以我不到6岁就上学了，那时班里同学们都7到8岁。那个年代是小学5年，初中2年，高中2年，开始是春季招生，1978年换成了秋季招生，我转入我母亲当老师的兰化二中高中尖子班，1980年高中毕业的时候才刚满15岁。1980年，我以预考全省第一、高考省内排名前三十的成绩，被天津大学电子系录取。我其实当时可以选择北大心理系和清华机械系，但是因为我父母大学时都是学理工科的，他们对专业前景有比我更成熟的判断，毕竟那时候我才15岁。我父亲坚持要我学电子计算机专业。入学那年，《计算机世界报》创刊，我父亲就给我订阅了。我很感谢我的父亲为我做了这样的决定，如果不是他，我不会见证中国电子信息事业的重要发展阶段，并参与其中成为一分子。
1983年天津大学把计算机专业从电子系分出来，成立了计算机系，我们热情很高，同学们成立了一个计算机爱好者协会，办了天津大学计算机爱好者协会刊物，我是创会编辑，那份刊物都是我们自己组稿，自己刻蜡版，自己油印装订以后免费分发给学校和社会各界。我们还专门跑到北京请老校长茅以升老先生为刊物题字。那时候计算机是神秘之器，公众对它知之甚少，又觉得无比新奇，我们这些大学生在天津到处讲课，普及计算机知识，包括学校、工矿企业等。那时计算机专业人才很少，我们在校本科生甚至就被邀请与南开大学化学系、天津王朝葡萄酒厂、天津建筑设计院等搞产学研结合计算机应用项目。1984年大学毕业以后，我被分配到了冶金部自动化研究所，现在这个研究所归到了央企中国钢铁研究院集团。
1980年，15岁的张自强进入天津大学，在主楼前留影纪念
刘年凯：那您了解四通公司最开始的业务吗？
张自强：四通公司是1984年5月份成立的。八十年代初，计算机汉字处理还非常初级。1983年底我在北京酒仙桥738厂实习，对外称北京有线电厂，实际是生产计算机的工厂，这个厂也是五十年代苏联人援建的。实习期间我在北京展览馆参观过一个日本商业机器展，对可以打印日文汉字的24点阵打印机OKI-1570非常好奇，此前我们在大学用过的电脑都只能处理英文，没接触过可以处理汉字的电脑和输出打印到纸上的汉字——我们在大学办的刊物《天津大学计算机爱好者》都是手刻蜡版油印出来的。
什么是24针点阵式打印机呢？最早的电子打印机是电脑驱动的ASCII（American Standard Code for Information Interchange：美国信息交换标准代码）字符打印机，它只能打印出固定大小（约24平方毫米）的西文字母和数字，不能打图形和汉字。后来出现了在一个24平方毫米大小的打印头上浓缩2列12排撞针的打印机，电脑驱动这24根撞针到色带上，就可以打印出任意图形，当然用24个点上下左右连续排列也可以组合出所有的汉字了，同时字体字号也可以变换，所以叫做24点阵打印机。自从有了点阵打印机以后，汉字的打印输出就比较高效美观了。GB2312（信息交换用汉字编码字符集）几千个汉字，每一个汉字都有一个图形，事先在软盘中存储若干字节表述这些图形就称为字库。每个汉字如同英文字母一样在电脑中都对应一个编码，电脑要打印某个汉字，就发送打印该编码的命令，根据汉字编码在汉字库中找到对应图形，然后驱动打印机把那个图形打出来就输出了汉字。
1984年日本最早在中国卖的就是OKI-1570打印机，当年买一台IBM-PC要接近两万元人民币，再配一个大约五千元的OKI-1570打印机，再免费拷贝5寸软盘里的CCDOS（Chinese Characters Disk Operation System：汉字磁盘操作系统）就已经可以打印出汉字了，可是这种办公自动化套件要两万多元，相当于普通中国人月收入的500倍，即使对于一个单位来说也是巨款。
同一时期，西铁城Citizen有一款24针打印机叫M-2024，它比较便宜，大概就2000多块钱，但这个打印机没有图形驱动程序无法打印汉字。新成立的四通公司很快发现了其中的商机，他们在DOS系统上编写了针对M-2024的图形驱动程序，又改装了连接M2024打印机的并行接口，这样价格便宜的M-2024就可以打汉字了。
航天部502所的王安时被誉为四通公司的经营之神，公司初创时期实际上是他经营起来的。四通当时没多少钱，王安时是航天502所供销处处长，经常需要买电子仪器和器件给所里的工程师，他和日本三井物产关系很好。三井物产代理日本代理西铁城打印机，答应可以先给四通公司发货，销售出去后再付钱。到1984年底，四通靠改装后的M-2024打印机半年就已经有了近千万的销售额，可以说开局大获成功。
我1984年大学毕业分配到冶金部自动化研究所，当时研究室里有一张桌子坐的是王缉志先生。王缉志是中国现代语言学奠基人之一王力教授的儿子，他从小对语言文字有特别的感觉，毕业于北大力学系，他潜心研究计算机怎么处理汉字。八十年代初他自己做了一套汉字处理系统，在Data Marks机上实现了。Data Marks是一台Z80的CPU的台式计算机，是澳大利亚一位华人工程师邝振琨设计生产的。1982年，新加坡有一个计算机展览，王缉志争取到经费去了一趟，在那认识了邝振琨先生，引进了Data Marks，后来我们研究所用它来管理工资报表。我记得用的还是8寸的软盘，大小像一本书一样。王缉志是王安时的朋友，1985年初他去了四通上班，但当时人事关系还在所里。
1985年王安时和王缉志去日本考察，看到当时日本流行ワープロ，英文叫Word Processor，中文称文字处理机。这ワープロ前面是个小电脑，后面是一个打印机，一体化的，专门用于办公室和家里处理日文，因为它省略了DOS等一般人无法理解的电脑指令，可以根据日文菜单很方便地输入、编辑、存储和打印日文文件。他们通过三井物产就找到了日本ワープロ的一个厂家，在静冈县的ALPS公司，达成了三方合作。日本人开放他们的硬件和底层的BIOS（Basic Input Output System：基本输入输出系统），王缉志在日本硬件的基础上，把汉字系统移植进去。到1986年就在中国市场推出了MS-2400中文文字处理机，四通所有的打字机都是MS-24系列，M代表三井Mitsui，S表示四通Stone，24就是24点阵，00是第一个型号。虽然MS-2400的液晶屏幕只能显示一行汉字，但是它不仅可以将汉字打印在A4白纸上，还可以打印A3幅面的蜡纸，方便油印，推出后大为轰动，是让中国文字处理告别铅字打印和手刻蜡纸的时代，一步跨入了电子信息处理的划时代产品。
日本Casio Darwin G-770ZX文字处理器，清华大学科学博物馆藏，祁庆国先生捐赠
王缉志先生在1986年研发了MS-2400，到了第二年又推出可以显示4行汉字的MS-2401，这款型号软硬件质量都很稳定成为中国文字处理机的经典，一直畅销了将近10年。我们应该感谢王缉志先生为中文文字处理划时代的贡献，其成就足以告慰中国语言学界的泰斗王力老先生。
刘年凯：您是什么时候加入四通的？
张自强：我是在1987年加入的。那时，为了在中国组装生产MS-2401，四通集团和三井物产合资成立了北京四通办公设备有限公司SOTEC，四通集团75%股权，三井物产25%股权，其中四通股权中25%是中文处理的知识产权入股，这在当时是非常难得的价值，段永基先生出任董事总经理。四通文字处理机作为中文处理开创性的产品，在相对落后的中国能够卖遍大江南北，集团副总裁兼OA（Office Automation：办公自动化）部部长的段永基先生是总操盘者，OA部的业务占四通集团总业务的70%以上。
市场大卖的MS-2401售价13,500元，日本进口的硬件部分就要1万元，SKD（Semi Knocked Down：半散装零件装配）运到在中国组装，把汉字字库放进EPROM（Electrical Programmable Read Only Memory：电动程控只读存储器），再把文字处理软件放进去，再质检老化测试，再包装，然后再分销，卖出去整个链才收入3500元，四通的销售额不小，纳税也不少，但最后的净利润并不高。四通觉得日本人硬件卖得太贵，所以在1987年，准备招人自己开发，当时四通在《计算机世界》和《北京日报》发了招聘广告，我报了名，我们研究室的一位同事告诉我说可以找找王缉志啊，我说不用找，我自己凭实力去考，这样，我参加了四通在北大电教馆组织的考试，王缉志出的题，他那时候是四通的总工程师。上百人参加考试我考了第二名，卷子上有软件编程，也有硬件电路设计等，我硬件部分答得非常好，马上就录取了，那次一共录了七八个，段永基在友谊宾馆办公室见了我们这几个新人。我向原单位提出辞职申请，一开始单位不放，我坚持了几个月， 12月25号终于辞职成功了，我的户口迁到四季青乡北坞村，关系就落在了SOTEC，中日合资四通办公设备有限公司，Stone Office Technology Equipment Corporation。
我到SOTEC之后，公司成立了一个开发小组，要自己开发全套的文字处理机，软件硬件都自己弄，摆脱日本人的技术控制，这个小组中本来有一位成员叫求伯君，我们在万寿寺甲三号集中时他还在，没几天辞职去了香港金山公司，仿照四通文字处理软件在PC上推出了大名鼎鼎的金山WPS，这是后话。继MS-2401之后，SOTEC又跟三井搞了MS-2403，这款机型的方案论证我也去参加了，专门到三井物产北京办事处开论证会，那是1988年初。为什么派我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去？因为我是唯一一个专业学硬件的，四通此前大都是软件工程师，或者还有一些不是学软件的，像王缉志先生是力学系的，他是天才，自学的软件。日本方面在MS-2403方案中，为了节约成本只使用软中断，我指出软中断反应太慢，用户体验不好，他们最终采纳了我的建议增加了几美元的中断芯片。
1989年，张自强和同事在香港开发四通MS-2406型打字机，右一为张自强先生
四通MS-24系列文字处理机的命名规则是，新机型按奇数号命名，各机型外加一个CRT（Cathode Ray Tube：阴极射线管）显示器的型号用偶数号命名。例如MS-2402，就是2401加上CRT显示器，MS-2404就是2403外接CRT，这样可以弥补LCD（Liquid Crystal Display，液晶显示）显示器小的不足。所以我们小组开发的新机型一开始叫MS-2405。
1988年6月6号我们小组被派到香港，因为当时在国内做硬件，很多芯片买不着，要从香港定，然后再弄过来，索性大家都搬到香港去，此前一年，集团高级副总裁王安时已经在香港成立的公司。当时去了五个人，两个人做软件，三个人做硬件，我是硬件的小组长。到了1989年末我们全套样机就都做出来了。1990年初在深圳设立了深圳索泰克公司（SOTEC），任命我组建技术部，负责新机型的生产工艺和检测流程。新机型的屏幕用的是夏普公司640×400的LCD，而且是带有背景光的液晶，能显示1页A4纸，相当于是VGA的显示模式，实现了所见即所得，因此不会再有外加CRT的版本了，于是我们跳过2405将新机型命名为MS-2406了。这个产品比MS-2401性能有大幅提升，不仅屏幕大，而且我设计的主机板与IBM-PC兼容，可以外接MODEM（Modulator调制器与Demodulator解调器的简称，一般称为调制解调器）通过电话线传输文件，双软盘驱动器文件也与PC兼容，内置特别设计的双口RAM（Random Access Memory：随机存取存储器），打印输出速度高于并行接口传输，文字处理软件也与PCWORD兼容。
1990年末我们推出来的MS-2406售价16,500元，当时在深圳生产是CKD（Completely Knocked Down：全散装零件装配）方式，元器件由香港四通采购，显示器100多美元，打印头、打印机架150美元，芯片贵的几十美元便宜的几美元，加在一起到了香港才5百美元，进到深圳才5000块人民币，深圳索泰克生产成本1500元，所以中间的毛利基本上可以达到一万元。北京SKD生产的MS-2401是由三井物产采购，实际不到五百美元的东西到变成一千美元给北京SOTEC，三井物产从中赚取高额差价。而2406都是由香港四通来采购进到深圳，利润可以留一部分在香港，香港四通是我们自己的，两年多时间因为2406带给香港四通丰厚的利润，使得香港四通在1993年成为第一家红筹上市公司，而联想集团1994年才在香港上市。
香港四通是王安时1987年用100港币建起来的，他一直当香港四通的总经理。1991年我们到美国去参加COMDAX展览（COMputer DEaler’s eXpo：计算机经销商博览会），全世界的电脑商都在拉斯维加斯亮相，规模非常大，四通那个时候在中国代表团里是最大的，我们租了100平方米的展台，除了展出四通独特的中英文文字处理机外，还有澳洲四通公司的邝振琨先生研发的Multi-VGA多屏幕显示系统，以及RISC（Reduced Instruction Set Computing：精简指令集计算）指令集兼容SunSPARC的工作站。因为王安时经常去美国，我那是第一次去，白天在展台讲解，晚上他就带我们去喝酒看SHOW，是个很有趣的人。
1991年，美国拉斯维加斯COMDAX,FALL91电脑大展，中间两人左一为张自强先生
刘年凯：您在研发2406过程中有没有什么难忘的事情？
张自强：有一件事很有趣，是关于商业间谍的。北京SOTEC是与三井合资的，但成立我们这个研发小组以后，三井坚决反对，因为如果搞出来就无法从中赚取中间差价了。也是由于这个因素，我们小组去了香港。
1988年7月我们在香港时，住在港岛北角地铁上美伦大厦一套家庭旅馆里，香港的房子卧室很小，我们电脑都摆在厅里工作。有一天，家庭旅馆另一个房间入住一个日籍华人，姓钟，来自台湾。他跟我们很热情，说自己是个纺织品贸易商，但他每天都不出门，拿一个相机，天天跟我们聊天，拍我们在客厅里的样机，我们当时也没保密意识，无所谓他拍，反正客厅里乱七八糟一大堆，我们心想，你一个外人，也不会懂我们开发细节。后来我们才醒悟过来，这个人不简单。我们的进度和器件选型等商业秘密，三井在向北京SOTEC施压时都有所涉及，这引起了我们的警觉。我在NEC（日本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香港ASIC设计中心设计专用芯片时，他们就曾暗示收到过三井物产的压力。这就是商战。
还有一件我十分难忘的事。1990年夏天，我们试生产第一批100台MS-2406机，按照我们技术部编制的流水线工艺，100台机器顺利制造出来，在线测试完全正常，我们将这批机器放入摄氏55度的老化间做通电72小时不间断老化，然后才能装箱出厂。当天夜里我被从宿舍叫醒，值班人员说机器在老化间有一半死机了！我如五雷轰顶，这么大比例的死机，不是个别器件问题，肯定是硬件设计的问题啊！如果是电路设计缺陷，推倒重来，那就麻烦大了。由于常温下机器正常，在高温下问题才会显现，我只能赤膊上阵，在55度的老化间里用逻辑分析仪逐条寻找问题，每次只能坚持十几分钟然后就汗流浃背，需要出来透气，十几个小时后终于找出了问题的根源，原来是有CMOS（Complementary Metal Oxide Semiconductor：互补金属氧化物半导体）电路中断控制芯片有三个管脚无用，硬件没有接5V，软件也没有屏蔽，结果在高温时被电磁干扰脉冲激发出中断，程序飞了。虽是重大故障，解决方法很简单，没有增加任何成本，一条MASK指令就彻底解决问题。这既给我极大的教训，也让我日后解决问题时有了很大的信心。
深圳索泰克公司的技术部，中间为张自强先生
刘年凯：当时汉字的输入输出还是个大问题，很多人在研究，提了不少方案，所谓“万码奔腾”。
张自强：对，中文处理当时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输入法，就是中文怎么输入；第二个问题就是编码；第三个问题就是输出，输出包括显示和打印，其实主要就这三个问题，刚才我们已经讲了输出。输入法又分几类，一类是拼音输入法，就是用26个英文字母健对应我们二十几个拼音字母。拼音输入法虽然简单，但是它的重音字非常多。当时还无法输入4声，一个拼音，比如说“张”，即“z-h-a-n-g”，就有弓长张、立早章等，需要从屏幕显示出的重音字中再筛选，即重音字不能像英文那样实现盲打，这是拼音输入法的问题。第二类就是字形输入法，又叫笔形法，实际上是使用笔画输入的，最有名的就是王永民的五笔字形。我们买了他的输入法专利，当然当时除了五笔字型以外还有很多种字形法。在此之前有四角号码法，我们以前小学的时候用的字典里面就有四角号码。还有电报码法，英文电报使用的是摩尔斯电码，但我们中文有几千个汉字，所以就为每1个汉字编了4个数字，叫电报号码。电报员会记住电报号码，比如说张是1728，他就输1728，就可以打出这个字，但是普通人记不住。
而拼音还有一个问题，老年人用不了。当时我父母那一代没学过拼音，所以我母亲自学了五笔字形，因为五笔是拆字，拆开以后记住键盘就行。以及有口音的也不太能使用拼音输入。台湾有一个人叫朱邦富，他发明了仓颉码，其实也是拆字。
当时还举办打字比赛，四通杯的打字比赛每年举办一次。香港生产力促进局也举办汉字输入比赛，我们四通的一个小姑娘输入繁体字，使用的是可以处理繁体字MS-2403，我抱着机器到香港会展中心，那个小姑娘使用五笔字形，得了第一名。当场就有一个支票，价值1万港币，那是1989年初。MS-2403可以处理繁体中文，由香港华润集团代理销往海外。
输入法很多，但是最后能留下来的就是拼音和五笔字形，但现在也不太使用五笔字形了。一方面是，年轻一代普通话都不错，另一方面是，电脑具备了联想功能，能够筛选重音字。基本上拼音输入法就很快了，不光是26个字母的这种拼音输入法，连小键盘的9键的拼音输入法，我们都输入得非常快了，所以最后留下来的是拼音输入法。
与输入法问题相关的还有编码问题，就是汉字输入进去以后，在计算机中是以什么形式存在的。英文字母是以ASCII码存在的，它用7个比特就可以代表，第8位是校验位，但我们的汉字几千个，用8位一个byte就不够了。所以我们就是用两个byte，我们叫一个word，两个byte是一个word。16位就基本上可以把所有的汉字都编进去了。要使两个byte的汉字与一个byte的英文兼容，所以它是在前面一个字节来辨别，比如第一位是0，就是英文，如果第一位是1，那么我们就读后两位，即读一个word组成一个汉字。这种识别法当初还不统一，大陆用一套，台湾因为有繁体字等原因，用4个字节，四个bit组成1个汉字，它叫big5码。大五码一直在台湾和香港用，因为繁体字都用大五码来编码。后来，为了统一两岸的编码，1989年初，四通王安时先生带我们和当时台湾最大的电脑公司宏碁电脑的总裁施振荣先生，在香港谈过怎样统一中文的编码的问题。另外，1990年我也曾在深圳科技园和仓颉码的发明人的朱邦富先生谈过中文如何统一的问题。后来国际上就出了通用编码，把全世界的文字编码统一起来，包括英文、汉字、日文假名、朝鲜文字、俄文等等。大概是1995年左右，全部统一了，就是universal code。互联网时代，要进行交流和通讯，就必须要统一。这就是编码问题。
刘年凯：您能讲讲四通和王永民的一些历史吗？
张自强：四通与王永民的历史我不是太清楚，因为我是搞硬件设计的。在MS-2400的时候，四通就已经跟王永民签了一个五笔字型专使用的协议。2400开箱以后，四通打字机的一套资料里面就有五笔字形输入法，就是说随四通打字机一起免费给用户的。王永民每次改完五笔字库后都会把新的版本发给四通，我们就放到新的ROM里去了，一直有合作的，后来在MS-2406也预装了五笔字形输入法。
1993年四通在香港上市，从左至右分别为张自强、段永基、沈国均和韩嗍嘹
刘年凯：在MS-2406之后，您做了什么工作？
张自强：这个做完了以后我就留在香港工作，这期间我主持设计了四通第一台便携式文字处理机MS-1300，这台便携式文字处理机在1993年春德国汉堡展览会上，深受汉堡大学教授关愚谦先生的喜爱，他激动对我说终于看到中国人自己生产的中文处理机了！关愚谦先生的传奇经历可以阅读他的自传。1993年7月四通在香港上市的时候，路演是我给来宾介绍我们的各类产品。后来我在香港主要负责新技术的引进工作，包括FPGA（Field Programmable Gate Array: 现场可编程门阵列）设计软件都是我引进给深圳和北京的研发部门的。1993年四通上市后，要寻找有价值的项目，王志东此前在北大跟王选做汉字处理，他发明了第一个windows平台的外挂中文系统叫中文之星——因为windows刚出来的时候不支持中文。王志东成名后离开了北大，香港四通给了他500万港币，成立了四通利方公司。四通利方到了1996年转型互联网就改名叫新浪了。与王志东共同创办四通利方的总工叫严援朝，严援朝在汉字处理历史上也是个名人，第一套CCDOS就是他发明的，CCDOS就完全是“软汉字”，在PC上没有汉卡的情况下来处理中文。后来联想倪光南发明了联想汉卡，在PC的槽里插一块，能大大加快中文的处理速度。
1993年，张自强先生在北京中关村
1994年我卖掉了四通的股票和权证，提出来要离开四通自己创业，段永基总裁说你不要自己搞了，让我参加了新成立的一个公司——四通、邮电工业总公司、华侨城集团三家成立的合资公司，叫波思特国际电信有限公司，就在深圳华侨城，4000万的现金投进去，做交换机。
这是1994年，我去了这个公司，通过三井介绍，跟OKI公司引进万门交换机，OKI是日本最早的电器公司，贝尔发明电话三年后OKI就做出了日本第一套电话系统。我们到日本去考察，当时整个厂区里很先进，已经是机器人在运货。我们跟他们谈判，他们给了一台小样机，是一百门的。我记得1995年，在日本三井物产的大楼里，对面就是皇居，我和日本人谈到凌晨3点，最后还是谈不拢，因为价钱太贵。跟日本人谈掰了，积累了一箱子技术资料也没用了。于是我写了两封信，一封给中兴的董事长侯为贵，一封写给华为的董事长任正非，就告诉他们俩我手头有这样的一套日本的程控交换机的技术资料供他们参考，结果中兴没反应，华为派了三个人到我家来把资料拿去复印了。那时候华为的程控交换机虽然已经推出来了，但我相信日本这家百年老店的技术还是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的，这也是商战吧。
1995年，张自强先生在日本
刘年凯：当时四通打字机销售的对象主要是？
张自强：机关单位，因为那时候个人买不起的，主要是机关单位买。所有大一点的机关单位，无论工矿企业、学校都有打字室。当时全中国有40万个法人单位，四通卖了几十万台，几乎每个单位都有，而且许多单位怕打字机太热了，不工作了，还专门把打字室进行装修，很金贵，还装空调，当时装空调的房间很稀少。
当时，四通打字机很有名，我们也觉得很有荣誉感。1989年，我从香港回家探亲，先回兰州，那时候兰州到北京一周就两班飞机，我要飞北京，结果没票了，没办法，就要再等三五天或者一个星期。我着急上班，一看民航大厦卖票那里就有一台四通的打字机，我马上掏出我们名片给了负责人，说我是四通的工程师，他们很惊喜地说，四通的啊，有什么事可以帮忙的？我说我要回北京但票没了，你们能不能帮我想想办法。经理很热情地说，没问题，我们的内部票给你写一张。可以看出那时候四通的名声大到什么程度。
打字机卖到全国以后，用户对四通也有非常多的要求，写信、打电话，所以四通专门有一个OA服务中心，有些来信还会放到《四通人》上，《四通人》是我们的内部杂志，一周出一期，那个时候四通的服务意识非常强，是民营企业的一面旗帜。
1988年底到1989年初，科技日报给全国电子工业排名，销售额排名四通以10个亿排第一名，所有国企央企的电子厂都在我们后面。联想那时候只有8000万的销售额，主要是卖联想汉卡，因为PC机要配联想汉卡：15,000的PC机，再买一个5000的联想汉卡，再买个5000的打印机，要两万五才能组成一套打字系统，而四通文字处理机一万五左右就可以了，所以我们卖得非常好。当时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的税收70%是四通贡献的。1990年开亚运会，前一年三环路开通，友谊宾馆旁的立交桥要命名，四通花200万拍到了命名权，所以那座桥叫四通桥。
刘年凯：原来四通桥是这么来的。据我所知，当时市场上还有翰林、天星、天通等品牌的中文打字机，它们和四通打字机有什么区别？
张自强：他们和四通最大的区别是它们不是点阵式打印机，而是热敏式的，这也是日本的东西。前面提到的2024打印机是点阵式的，而日本的ワープロ，为了轻便主要是热敏式的，基本上没有点阵式的，点阵式的是四通要求他们做的，所以四通的文字处理机都很大，而日本的ワープロ都小，24针打印机装不下。热敏式其实就是传真机，热感应的，当然现在的传真机都是激光式的了，早年都是热敏式的。热敏式最大的问题就是字保存的时间短，和现在的小票一样。所以他们的打字机都卖不了多少台，最后这些品牌都没了。而四通打字机可以打任何纸，包括蜡纸。我们过去不是刻蜡板吗？打完蜡纸之后就可以油印了。所以四通是这个产品是当年最畅销的，因为切合了这些单位的需求。
2004年，四通二十周年纪念会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
刘年凯：20世纪80-90年代是各种中文打字技术共存的一个时代，当时有机械打字机、电子打字机，还有微机，但最终机械和电子打字机都消失了，这个行业在短时间发生了很大变化，您作为研发者经历了这个时代，对此有什么感想？
张自强：我们可以认为，四通打字机是一个划时代的产品，因为它使得中文的大众文字处理告别了机械打字机的铅字时代。它使得中文处理进入到信息化时代，使中文可以编辑、打印和传输了。四通打字机是1986年出来的，一直卖到1996年，畅销了10年，在这10年当中，全中国几乎所有的法人单位都因为四通打字机，进入到了电子时代。在这10年，四通打字机之所以没有被电脑取代，是因为这十年电脑太贵了，而且当时电脑的中文处理软件不太好用，不过即使不太好用也有一些人赚钱了，比如金山、联想、巨人等。但四通打字机无疑是当时最适合的一个产品，到了1996年以后，Windows出来了，电脑变得非常容易操作了。96年以前DOS的时候，必须知道计算机的操作命令才能操作，一般人是不会的，windows出来以后动动鼠标就可以了，所以任何人都可以用电脑了。再加上windows的汉化以及电脑降价，还有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电脑开始普及。所以到了1996年，尤其是2000年以后，基本上四通打字机就不用了。但四通打字机有其历史意义，时代成就了像四通这样一个企业。
“记录信息史”项目欢迎感兴趣的机构、潜在受访者，以及学界、业界同行与项目组取得联系。联系人：清华大学刘年凯，中山大学肖鹏。联系邮箱：infohistory@yeah.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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